外资逐渐改变合资合作的方式而采用独资的方式同样有着其深层次的原因。在这一时期，外商投资中国已开始系统化、长期化，同时市场方向已有所变化，原来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其产品大多转向出口贸易，如今则开始注意在中国范围内拓宽产业的上下游方向，以便对中国市场进行系统的占领，表现是其独资设立的分公司日渐增多。这类公司的建立使跨国公司得以统一协调管理其在华企业，最终实现投资系统化。其所投资产业的辐射性功能明显增强，以便利于分散现有市场饱和或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同时也担心被中方的不良管理或企业文化无法融合等等因素掣肘。一些已在华站稳脚跟的跨国公司开始改变“大手大脚地花钱”的投资方式，转向“精打细算地赚钱”。企业的效率似乎成为了它们在这个阶段最强调的指标，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或将地区总部甚至是全球总部迁入中国后，对在华企业所担任的功能与效率要求更是严格。这样，独资的方式是比较有利于其发展的。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讲，独资形式可以使跨国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其独有的跨国交易内部化及其避开各国监管和控制的能力往往能逃避东道国的各种税收政策。

　　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在股权安排上开始强调控股权，并通过关键资源的投入形成对企业的非股权控制。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资本的入资方式有五种：现金、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土地使用权。而在五种入资方式中，事实证明中方在大部分环节上是薄弱的，而且无法与跨国公司竞争。于是外方母公司通过资金、核心技术、关键管理技能和营销网络等要素的投入，使合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日常运行严重依赖外方母公司。这种非股权控制，在外方拥有控股权的情况下巩固了控制地位，而在外方拥有少数或对等股权时则使其获得实际上的控制权。以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为例。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是由日本富士通天株式分社、天津市真美电声器材公司和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三方共同出资创立的，三方的持股比例分别为60%、35%和5%。日本富士通天株式公社对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的控制方式有多种：一是资金控制。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处于成长期，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而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日方母公司的支持。日方母公司为合资公司提供资金，既使得合资公司能够成长，也使得合资公司无法摆脱对日方母公司的依赖。二是销售控制。处于成长期的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尚未形成自己的销售渠道，其产品几乎是全部返回母公司，再由母公司包销。通畅的销售渠道为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成为其无法摆脱母公司的枷锁。三是研发控制。其实质是技术控制。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研发部门，主要的技术均来自于母公司，只是在其基础上作中国化的改造。而日资正是通过对合资企业中这几方面的要素来控制企业运营的。

　　这一时期特别是90年代后期开始，无论是合资企业还是独资企业，外国资本都能较大程度的掌握着经营管理的话语权，学者将之称为“后合资时代”。

　　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企业并购的现象。但因政策，有关法律规范的稀缺，外资还不太敢或不愿意采用这种投资方式，如1994年柯达为了收购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感光公司就一共进行了70多轮的谈判，历时4年，最后还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进行跨地区、跨部门协调的“上层路线”，最后才在1998年3月、4月完成并购。可见当时外资并购的艰难，一般的小型跨国公司几乎难以想象。

　　三、并购的现在与未来

　　1995年，福特公司购买南昌江铃汽车集团B股的举动开了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先河；1999年的8月，原国家经贸委制定颁布的《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外商可以参与购并我国的国有企业，由此外资看到了并购政策松动的口子。但因政出多头及批准程序的复杂以及一时难以理清的产权关系导致了并购交易成本的高昂，这种种变化及不确定因素还使得外资一时犹豫不前。但伴随着中国加入WTO，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的程度更加开放。在国人希冀着入世给中国带来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尚未进入中国的跨国巨头也开始虎视眈眈，已投资中国的巨头们也暗打算盘。于是“狼来了”成了新世纪的又一流行名词。并购行为开始风生水起，对各行业特别是金融及服务等一些利润大前景宽的行业放开更使外资嗅到了再一次使资本在中国增值的契机。由此，外商投资中国的第三个阶段来临，从以往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转向以资本运营为中心被预计为未来的外资投资中国的主要方式，被称为从“资金”到“资本”的飞跃。